疫情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疫情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杨枝煌

（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本应是控制在武汉市内的黑天鹅事件，但最终却演变成全中国乃至国际性灰犀牛事件。这种因病毒像火种火星燎原成火灾的全球性疫情是一种典型的天灾人祸，最主要原因是城市管理者渎职，然后才是科技发展滞后、个人防护意识淡薄、全球化浪潮没有止步等缘由。因此，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短中长期难以估计的影响，我们必须在做好疫情防控、保持经济增长和兼顾国际治理三方面的均衡，首要是彻底消灭疫情提高国家免疫力，其次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适当调低经济增速并适当进行刺激干预实现经济凤凰涅槃，再次是提升我国国际经贸治理参与权、话语权和决定权。因此，我们要通过积极稳健财政金融政策解决疫情后新时代经济的阶段性问题，通过补课补欠账补短板解决疫情后新时代经济的基础性问题，通过建构全新动力体系解决疫情后新时代经济的系统性问题，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消费主导化解决疫情后新时代经济的方向性问题。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治理、阶段性、基础性、方向性、系统性

在众志成城取得抗击疫情基本胜利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全球疫情形势和经济衰退，进而全面客观评估疫情对我国经济短期、中期、长期的影响，以强有力的政策组合精准应对新冠疫情，以特殊化的制度安排引领重振中国经济，以系统性的深度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科学转型升级，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建立起“高效自我完善提升机制+稳健财政金融政策+全面深入改革开放机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科学发展新系统，避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势头因疫情而出现“拐点”。因此，必须首先早日彻底消除疫情，然后才能未雨绸缪和凤凰涅槃，系统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短中长期问题，确实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一、通过出台疫时经济政策解决中国经济的阶段性问题

年是我们十三五、精准脱贫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面提升应对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的政策级别。底线是不能将短期战拖成长久战，因为这才能保障中国产业链能力和优势；红线是年经济增速不能低于3%，因为这才能基本满足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大局；高压线是疫情不能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蔓延，因为这才能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转。要遵循底线、红线和高压线，单靠企业和个人自身努力完全不够，亟需我国政府针对上述困境，实施特殊的疫时经济政策，加快出台系统有效的财政金融配套措施，对冲额外抗疫支出，真正少取多予、以工代赈，帮助企业和个人度过难关。

（一）财政上，建立疫情后新时代财政支撑链。

原则就是精准补贴家庭，精准救济企业，实现疫情防控的精益性。

一是做好测算。假设今年经济增速设定为5.6%的小康目标，那么在外贸大概率腰斩即下跌50%的情况下，假设消费增长2%，那么投资增长量得超过11%，即得进行约63万亿元投资。因此，年可以考虑提高中央财政赤字到3%-5%，同时大力引导和支持民间或外来投资。特别是，美国已经出台无限量刺激经济组合拳，我们也应该踩稳节奏进行适当对冲。因此，中央和各地已经规划大规模的新基建，但是新基金的内容、推进方式应该谨慎规划。

二是做好资金筹集。一方面是鼓励全球社会各界捐款亿元，号召党员自愿缴纳特殊党费，同时将年国企利润拿出1万亿元。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2.63万亿元，如要求50%现金分红，可增加非税收入1.3万亿元[2]。另外，就是发行各种疫情特别债。提高阶段性财政赤字，综合运用地方债、专项债、企业债等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疫情特别国债、湖北疫情地方债等专项债，甚至对外发行人民币疫情外债，同时允许有实力的合格外企自行发债。

三是做好精准支出。设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支持乡村振兴和区域一体化，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在支持已有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投资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社区提升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3]。建立医学医药投资基金，支持外资医药企业与国内医学界合作，加快研发特效药和疫苗。设立灾情治理基金，根据各地方、各企业、各行业、各家庭受灾情况，精准测算和精准投放，确实将资金落实到每个企业和每个家庭。设立并购重组基金，做好疫情后企业的兼并重组，保障破产或被并购企业员工的权益，保证企业能够正常运营，促进行业整合提升。加大和提前政府采购，拉动总需求，确实稳生产、稳就业、稳消费、稳预期。加大环保治理投入，做好植树造林、河流整治、工业三废处理，确实优化生态卫生环境。

四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精准计算救亡税率，暂停一切不合理不规范的收费项目，使大部分企业能够先生存下来。也就是要注重减税降费功能性、针对性、覆盖面和公平性，特别是降低疫情期间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税、社保、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税费，废除企业内部行为税、赠送增值税、出口退税附加税费、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不合理税费，修改教育费附加、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地方教育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民航发展基金、铁路建设基金、港口建设费、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水利建设基金等政府性基金缴纳制度，延迟缴纳社保等费用，扩大税费抵扣范围，适当延长疫情税收优惠期限。

（二）金融上，建立疫情后新时代金融支撑链。

提高阶段性通胀管理水平，从去杠杆稳杠杆变成可靠可控的加杠杆。出台精准扶持政策，优先对医疗服务机构、医疗设备、诊断设备与试剂、防护消毒用品、药品生产与运输等企业进行金融支持，对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出台专项金融扶持政策。

信贷上，央行释放更多流动性，出台政策确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积极主动上门服务，提高信贷支持力度和成效。

资本市场上，加快建立疫情板块，促进有实力的合格企业上市融资。地方政府建立纾困基金，通过市场化运作，支持即将崩盘的上市公司。

保险上，一是迅速理赔疫情相关出险情况，二是加快创新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产品，全力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加速新产品落地；三是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及综合服务，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生产；四是在成立中央和地方突发重大灾害保险基金的基础上，借鉴美国、日本、法国巨灾保险体系，加快推出巨灾债券等资本市场工具，鼓励创新设立巨灾紧急重建贷款、保险支持债券、主权预算保险等相对成熟的巨灾金融产品，并联合国内外金融机构开发地震保险、财产巨灾保险、农业巨灾保险和专业指数再保险等产品，完善灾害保险制度和产品体系。

通道上，加大库存现金调配力度，建立防疫资金拨付“绿色通道”，对疫情防控资金拨付要做到特事特办、随到随办,对受疫情伤害的企业、家庭、行业要有特殊救济渠道。

融资租赁上，发挥融资租赁行业融物和融资相结合的属性，支持医疗健康、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工程基建租赁，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开放上，引进境外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促进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实现中外资本的有效合作，提升企业的全球资金配置能效。

价格上，汇率、利率、准备金率都应该适当调整，汇率可以适当在7.0-7.5:1（元/美元）之间合理波动，准备金率可适时继续降低1-2个百分点，利率除了进行MLF和LPR降低操作外，还可以适度降低存贷款利率。

二、通过补课补欠账补短板解决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基础性问题

（一）从补课方面来看，就是反思启蒙,然后形成一系列共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略，提高国家免疫力水平

近代以来，中国发展一方面缺乏深度反思，导致悲剧重演，新冠肺炎疫情就是非典的扩大版，就是中国人在短短十几年内的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就是启蒙或启蒙不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了制度与器具孰轻孰重的讨论启蒙之中，辛亥革命进入了民族、民权、民生的启蒙之中，五四运动进入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之中，这些启蒙运动本身十分不彻底，后来列强入侵，使得救亡图存冲击和超越了启蒙运动。国共在抗战结束后曾经有短暂的启蒙大于救亡时期，但是很快陷入了内战以及内战后的经济重建和外交突围，改革开放后温饱问题超过了启蒙。因此，启蒙一直是被压抑的社会、国家、民族发展动力，此次疫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经济损失、舆论事件，启蒙再次被提起，也应该被再次提起，也应该像多年前那样进行大规模启蒙运动，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奇迹后的真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全面解决中国经济基础性问题，解决一切后遗症。

第一，建立全新的经济发展观和安全体系。人命关天，生命安全高于经济增长。人死多了，再多的GDP应该清零或者为负数。疫情不仅是伤而且是病，但瘟疫和地震、台风、火山爆发、海啸等其他自然不同，它只肆虐人（生命）却不伤害物。一旦疫情过去，人在物在，企业活力和生机又可以重生绽放出来。因此，人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安全观念必须将人放在重中之重和前提的前提，必须将建立涵盖生命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种子安全、能源安全、人才安全等国家安全体系放在一切事务之前，甚至放在改革开放之前提位置。

第二，建立全新的风险观和信息机制。风险和不确定性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当前是一个风险社会，任何一个新变量产生，或者任何一个变量异动，都会导致不确定性，任何不确定性都可能导致蝴蝶效应风险。疫情结束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政策对冲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企业承压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国外政治、经济、技术等存在意外和不确定性，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也就说，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性的超大规模社会，人流、物流、货币流、信息流、知识流，一方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包括疾病传播、金融危机乃至于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而这些风险通过互联网的高速流动和传播，造成了心理恐慌、信任危机乃至于政治风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处社会，实际上是高度风险社会，必须提升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如何化解风险，最关键的是让所有人知道风险的存在、构成、应对方案，因而必须建立快速高效的信息机制。因为信息是宝贵资源，是战略基础。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及时准确的信息就是最好的疫苗。只有真实有效的信息内容、公开透明的信息渠道、顺畅快速的信息响应机制，才能识别、防范、转移或者化解风险，才能建立足够的包含保险产品、物资储备、研发药品等对冲机制，才能建立强有力的风控体系，彻底消除“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下边全不算”的运行机制。

第三，建立全新的理论观和社会主义。经历此次疫情，我们应该能够建立自己的灾害经济学、口罩经济学等新理论，卫生医疗领域要建立自己的医疗物资储备理论和体系，国家层面要创新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定义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邓小平的定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都十分抽象，而且难以落实。因此，我们能否把社会主义简单定义为免费生育、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进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从而促进创新创业，实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应该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应该围绕五个免费进行建构，确实保障每个人基本权益，同时杜绝每个人的不作为、乱作为、懒作为、慢作为。我们的理论应该能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吸纳国内外理论优秀元素，我们的先进理论必须能够指导建立专业科学决策体系，建立科学运行机制。科学与民主应该是每个人、每个组织的基本信仰。任何时候都得信奉科学和科学精神，都得实行民主集中制。大灾大难之前，更要相信科学，更要多方面比较分析，从而提升判断力和决策力。大灾过后，应该全面改造我们的精神基因，摒弃差不多、大概、大约，或者所谓的战略模糊，提升法制意识、契约精神和科学信仰。我们的制度应该既能解决短期、表面、局部性的问题，更要能保障长期、本质、全局性的问题。

（二）从补欠账方面看，就是加大公医疗共卫生投资和刺激消费,破除冲击负面影响,实现彻底反转。

一是补今年的消费欠账。特别是对全力以赴进行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国家应该出资让其分批免费旅游和休假。疫情过后，有些领域可能出现恢复性反弹，比如没吃的饭要去吃，没看的演出要去看，没去成的旅游要去，以前没有想通的消费要赶紧下手，政府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过紧日子而不是加工资,但可发放消费券或进行适当补贴，确实释放有效消费需求。

二是补历年的投资欠账。疫情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医疗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不足，既表现在应急状态，也表现在平时。以后的政府财政投资，重点要去回补包括医疗公共卫生在内的民生领域的欠账。一方面要加大投资存量的更新换代和改造升级；另一方面要投资增量公共危机基础设施，从而系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供给能力和质量。也就是政府要从“铁公机”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转到加大医疗公共卫生等民生投资上，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和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世界排名在之后，与世界第二经济体地位十分不符，远远低于世界世界发达国家。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为6.6%，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在10%以上。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卫生支出额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应该在以下几方面扩大投资，确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根据城市大小，配医院；医院大小，配备同等质量和数量的医疗设施设备；所有医生和护士全部转化为事业编制，提高工作待遇；投资建立直属国家主席的涵盖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的预防型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等方面的投资，特别是加快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专业、医院、学院、大学、病毒实验室、疾病控制中心等教育科研体系。

三是补充对人的投资。国家对人的一生缺乏足够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hcxlighting.com/hzyl/6012.html